稷下讲堂

百家争鸣的圣地━━稷下学宫

在云卷云舒的战国时代,在风炎土灼的齐国大地上,曾经出现过一个集人才培养、学术研究、政治咨询为一体的机构,因为这一机构座落于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,故名曰稷下学宫。

稷下学宫设立于齐桓公田午时期,历威、宣、闵、襄,至齐王建时期结束,存在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左右。

仅就稷下学宫的几个问题简述于下:

 

稷下学宫与诸子百家

 

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荟萃之地。当时的九流十家及其代表人物,几乎都来到了稷下学宫,可谓大师云集,群贤毕至。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如下:

黄老学派

黄老学派是植根于齐,发育成长于齐,繁荣昌盛于齐,为稷下学宫中颇有影响的一个学派。黄老之学兼容并蓄,集诸子之长,且讲究权变。其最基本的内涵是“因道全法”的统治之术。既讲道法自然,又讲法之严肃,道、法互补,通权达变,这也正是齐文化礼法兼用、权变务实的传统。黄老学派以慎到、田骈、环渊、接子为代表。

慎到,赵国人,为稷下黄老学派的主要创始人,其思想学说见于《慎子》等着作。其思想学说以“因道全法”为特色。他主张因循自然,随法而治。

田骈也是黄老学派的创始人,其学说的基本内容是“贵齐”(齐万物,齐生死,等古今)、“贵均”、“尚法”、“因性任物”,顺应自然。

阴阳学派

阴阳学派又称阴阳家。阴阳五行学说在齐国一直十分流行,成为稷下先生探索研究的重要内容。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邹(亦作驺)衍、邹奭。

邹衍为稷下阴阳五行学派的创始人,是我国古代阴阳五行说的集大成者。他把五行(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)赋予道德的属性,由五行而为五德(金德、木德、水德、火德、土德),提出“五德终始”学说,用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王朝的更替。其学说成为战国七雄追求统一的舆论工具,因此在当时颇受诸侯列国之重视。他同时还提出大九州说。

墨家学派

稷下墨家是稷下学宫的一个重要学派,以宋钘为代表。宋钘,宋国人,齐威王、宣王时的着名稷下先生。宋钘主张“见侮不辱,救民之斗;禁攻寝兵,救世之战”、“不忘天下,日夜不休”、“情欲固寡,五升之饭足矣”等,均为倡导兼爱、非攻、尚功、平等、节俭。

名家学派

稷下名家是稷下学宫中的一个重要学派,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尹文、儿说、田巴。

尹文,齐人,先于公孙龙,是齐宣王时期着名的稷下先生。尹文主张“以实务名”,反对名实不符。

儿说,宋人,稷下名家的早期学者,也是稷下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齐威王、宣王时,曾以“白马非马”为命题,雄辩于稷下学宫。其后,公孙龙又对这一辩题作了充分的论辩、阐发。

田巴,齐人,稷下名家代表人物,主要活动在齐宣王、闵王时期。田巴在稷下学宫,号称“齐之辩士”,以雄辩着称,他先于公孙龙首倡“坚白”、“同异”之辩。

纵横家学派

战国时代,七国争雄,兼并战争激烈,形势错综复杂。时势为纵横家提供了施展政治、外交智慧与才华的广阔天地。他们审时度势,四处游说,纵横捭阖,真可谓“一人之辩,重于九鼎之宝,三寸之舌,强于百万之师”他们往往折冲樽俎之间,而决胜于千里之外,成为当时各国统治者所器重的一个学派。稷下纵横家以淳于髡为代表。

淳于髡,齐人,早期稷下先生,有“稷下博士”之称,主要活动于齐威王、宣王时期。他滑稽善辩、博闻强记,成为齐王的座上宾,并且以其纵横雄辩之才,“数使诸侯,未尝屈辱”。

儒家学派

春秋战国时代,儒家学派颇具盛名,成为显学。稷下儒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孟子和荀子。

孟子曾两度游学于稷下学宫,并且长期居于齐国。孟子曾竭力向齐宣王推行其仁政学说,实现王道大业,但这与齐宣王“莅中国而抚四夷”的欲望显然不合,不被采纳。此后,孟子便决意要离开齐国。当孟子准备离齐时,齐宣王试图以豪华的宅居、万钟之粟挽留他,孟子以不做唯利是图的“贱丈夫”而辞。

另一位稷下儒家代表人物荀子,十五岁就游学于齐,在齐国居住了数十年,曾三度为稷下学宫的“祭酒”。其思想融入到齐文化之中,与其自称出于孔子儒门的儒家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。荀子的思想学说以儒家为本,兼收众家精华,具有综合诸子、批判百说的特点,并在批判中注意吸取诸子百家的合理部分,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。

稷下学宫还有管子学派及其他稷下先生。见于记载的主要有颜斶、王斗和鲁仲连等。

 

稷下学宫的社会功能

 

稷下学宫具有多种功能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:

政治咨询功能

齐威王、宣王不惜以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创办、发展、繁荣稷下学宫,实行各种优惠政策,招徕天下贤能有识之士,其目的就是想让那些满腹经纶、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为其政治统治、富国强兵、争雄天下出谋划策,从而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。因而,稷下学宫具有重要的参政议政和咨询献策功能。

稷下学者都有着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建功立业思想,他们议国论政、竞相献策,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、智谋方略能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、采纳、实施。刘向《新序·杂事》说:“稷下学者喜议政事。”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说:“齐之稷下学者……各着书言治乱之事,以干世主。”齐国执政者经常向稷下学者咨询国事、天下事,使得稷下学者得以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,稷下学宫因此成为国家一个政治咨询中心。

学术交流、百家争鸣功能

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,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名家、阴阳五行家、纵横家、兵家等各种学术流派,都曾经活跃在稷下舞台上。由于稷下学者学派不同,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。又由于稷下学者政治倾向、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以及看问题的角度、解决问题的方案的差异,这样就会竞长论短,争论不已,最终使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。在论争中,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论优势,而且使学者们也认识到各自的理论弱点、差异,促使他们不断吸收新思想,修正、完善、发展自己的学说。论争促进了不同学术见解的思想互相渗透和融合。在这种形势下,稷下学宫成为了发展、繁荣文化学术的中心。

教育教学功能

稷下学宫是一个官办的培育高层次人才的基地,具有培养人才、传承学术、传播文化知识的教育教学功能,被后人称为“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”,“齐国的最高学府”,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。作为教育教学功能,与后代学校相比,它既有一般学校的特点,又有其历史的独特性。稷下学宫具有一般学校的性质和活动特点,广收门徒,传道授业解惑。首先,稷下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环境,“开第康庄之衢,高门大屋,尊崇之”,校舍建筑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,并且其建筑相当宏伟壮观。其次,具有众多的师徒在学宫里开展正规的教育教学活动。宣王时,稷下的师生数量多达“数百千人”,由此可见稷下师生人数之众。如此师生济济一堂,定期举行教学活动。再次,稷下学宫有较严格的规章制度。根据郭沫若的考定:《管子·弟子职篇》当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,里面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,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,从尊敬师长到品德修养,都规定得严格详细具体。由此可见当时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之健全、严格、规范。学宫具有独特的教育特点,游学是其教学方式之一。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;老师可以在稷下招徒讲学,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。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,就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,思想兼容并包,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,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。稷下学宫便成为当时培育各种人才,传承学术文化的教育教学中心。

 

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议题

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学术中心,当时有影响的学派几乎都参与了论辩争鸣。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,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诘难、质疑,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探讨阐发;既有对天地宇宙奥秘的探赜求索,又有对人世凡事的认识见解。其争鸣的主要问题如下:

  王霸之辩

战国时期,群雄并起,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,趋向统一之势,已露端倪。如何实现由乱到治、由分裂到统一;实行王道、还是霸道,稷下学者展开了辩论。稷下儒家学派代表孟子明确表示重王道、轻霸道。他认为,“以力假仁者霸”,“以德行仁者王”,坚信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,天下必将“定于一”。所谓的“霸道”,是仗恃实力强大,假借仁义之名,称霸诸侯,征服天下。孟子反对霸道,认为“以力服人者,非心服也”。所谓“王道”,是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政,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。孟子主张王道,因为这是“以德服人,中心悦而诚服也”。荀子则有所不同,他虽然崇尚王道,但面对当时盛行霸道的社会现实和对齐文化的吸收,也谈霸道。实际上他是主张在王霸井容的前提下,以王道为本。荀子主张“四海之内若一家”,“天下为一”。管仲学派与孟、荀的王霸论又有所异。管仲学派“四海之内,可得而治”,主张王、霸并举,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,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定,即“霸王者有时”,“以备待时,以时兴事”。此外,邹衍的“九大州”说及“五德终始”理论,从地理和历史的视角,探寻实现大一统的依据及其必然趋势。由此可见,王道与霸道、实现大一统,这是稷下学者当时所共同关注的重要辩题。

义利之辩

义利之辩是稷下学宫中百家争鸣的一个很普遍的辩题。孟子继承了孔子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的思想,把义与利的关系对立起来,强调“二者不可得兼”。认为追求利必然损害义,为了保义,则应“舍生而取义”。荀子则冲破儒家义利观的藩篱,将义利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。他认为“义与利者,人之所两有也。虽尧、舜不能去人之欲利”,“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也”。人们对利的追求具有合理性,是人的本性。荀子在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有合理性的同时,又认为这种追求要保持一定的度,不能放纵。放纵逐利,超越了一定的度,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。如何才能使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保持一定的度呢?荀子认为,最有效的办法就是“制礼义以分之”,用礼义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第,用礼义制约人们的物质欲望,教育人们“先义而后利者荣,先利而后义者辱”,反对“唯利之求”。这样做了,国家就会平治,反之,则会出现乱世。由此可见,荀子的义利观较之孟子的义利观少有片面性。管仲学派对义利关系的看法是义利并重。他们认为:“厚爱利足以亲之,明智礼足以教之。”讲礼义教化,不忘记物质利益的激励功能;讲物质利益,也不忘记礼义教化的引导作用。二者相得益彰,相辅相成。同时,管仲学派较为注重道德精神价值的追求,将礼、义、廉、耻等道德规范称之为“国之四维”,把道德价值提高到国家安危存亡的高度认识。

  除“王霸”、“义利”之辩外,稷下学者们还就“天人”“人性善恶”“攻伐寝兵”、“名实”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和争辩。。

总之,稷下学宫历时之久远,规模之巨大,功能之齐全,特色之显明,都是很罕见的。稷下学宫是智慧的齐人的一大创举,它使齐都临淄成为当时中国思想解放的策源地、百家争鸣的圣地、天下学术的中心。对此,郭沫若先生说;“稷下之学的设置,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。……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像,这是社会的进步,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。”

作者:宣兆琦,山东理工大学教授,365体育在线886655_365体育在线网站_中国体育彩票app 365特聘院长,特聘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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